其中，在广州，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南沙分局在南沙区坦头村红树林科普长廊开展海洋志愿净滩活动。百名志愿者在科普讲师引导下学习红树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分组清理滩涂海漂垃圾并完成分类回收，以实际行动守护南沙红树林湿地、美丽海湾生态屏障。围绕育民、惠民、兴企、护海、润心五大方向，统筹开展15场生态环保主题活动，累计吸引群众、在校师生、环保志愿者超4000人次参与，全方位传播绿色低碳理念。

深圳市大鹏新区“碧海同心·美丽海湾”六五环境日志愿净滩活动则在该市坝光白沙湾公园启动。活动在深圳市小红点艺术团的环保情景剧《我和大海的约定》中拉开帷幕。现场设置互动市集，宣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展示2025年“美丽大鹏”大鹏半岛生态文明建设公益基金项目成果及海洋环保“黑科技”设备，让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理念可触可感，为海洋治理注入创新动能。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以“净滩实践+科普研学”双线并行的创新形式，在海豚湾沙滩和中华白海豚科普馆举办。在沿海净滩环节现场，近30名志愿者(包括亲子家庭)化身“海洋卫士”，分组分片开展拉网式清理，细致搜寻捡拾沙滩表层、礁石缝隙、潮间带淤积的塑料瓶、泡沫碎屑、废弃渔网、食品包装物等各类海洋垃圾。经过1个多小时奋战，志愿者们共清理垃圾47.7公斤，同时还进行垃圾分类，可回收物分类资源化利用。

汕头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汕头市委社会工作部、共青团汕头市委员会主办的“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碧海同心 美丽海湾”主题活动，在全市六区一县拉开帷幕。汕头市主会场设在龙湖区双涵沙滩，金平、濠江、澄海、潮阳、潮南、南澳等六个分会场同步行动。各区县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红树林抚育、海岸线垃圾清理分类、简易水质监测演示等特色志愿服务，共清理海岸线800米、海堤近2000米，清理海滩垃圾超1.5吨。(完)

过去三年里，冯翊反复在做一个梦，与一头母猪有关。那头母猪双眼皮，眼睛又大又圆，水汪汪的。在梦里，它流着泪问冯翊，为什么不救它，为什么要这样对它。27岁的冯翊是福建一家养猪场的猪二代，2022年底他选择继承家业，开始在猪场轮岗。2023年初，他曾照顾过这头产后瘫痪的母猪。在讲究极致资源利用的养殖场运行体系里，得了重疾、难以医治且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猪，最终都会被处死。但母猪才刚刚分娩，还有9头小猪需要哺乳，冯翊便把它留下来照顾了三周，每天用瓢一口一口喂饲料给它。母猪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吃饭时眼睛睁得很大，偶尔有饲料洒落，也会使劲伸出舌头舔舐。但即便如此，等到小猪断奶，不再能生产的母猪就不具备利用价值，面临被处死的结局。厂里的老职工用注射氯化钾的方式结束了它的生命。比起安乐死药物，氯化钾成本更低，但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冯翊本想摸摸母猪的头，但怕人笑话，于是蹲在地上与它对视，“希望它投胎去个好人家。”他时常感到愧疚，“我在利用它，在道德上我不高尚，在处死它的这件事上，我做得也不完美。”冯翊面对的只是整个动物产业的冰山一角。在集约化养殖场里，会处死大量因生病或残弱而被淘汰的动物，且通常是以一种非人道的方式——包括用力摔在地上、将动物撞向栏杆、用铁棒打以及用钢头鞋踹。事实上，消费者在市场里购买到的一块块切好、干净的肉背后，是一套包括育种、繁殖、饲养、运送、屠宰、包装、分销的系统。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套运行机制里，动物是何种方式被对待，养殖场的一线从业人员，又是如何承担这一残酷之面。过去一年，冯翊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猪场的真实经历与观察，逐渐让更多人开始正视动物福利与从业者的道德损伤。冯翊在养猪场。受访者供图 为何要摔死小猪崽最近，冯翊开始“刻意”地在来访猪场的记者们面前演示如何处死一头小猪崽，试图借此告诉公众，基层养殖人员这个不被社会所关注的职业，承受着怎样的心理压力。尽管记者们是被他身上的另一面所吸引，海外留学、干过互联网大厂，找不到工作最后回家养猪。现在他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完成这个动作——把小猪举起来，重重往地上一砸。这一下通常摔不死，活力强的小猪会在地上挣扎，发出哼唧哼唧的声音。冯翊会把小猪扔到猪圈的角落，用脚上穿的钢头鞋结果它。在工厂里，资源是有限、需要被极致利用的，包括用来赚钱的动物。作为养猪场老板的儿子，冯翊很能理解这套商业逻辑。他所在的养猪场里，通常一头母猪能产下18头小猪。但母猪只有14个乳头，这就意味着有4头小猪无法争抢到奶水。最开始，养猪场会对弱猪进行人工干预。冯翊会像抱着小婴儿一样把小猪放在怀里喂奶。每次冯翊路过，这些他喂过的小猪会像小狗一样屁颠屁颠跑过来，仰着头拱人，舔他的手。但这种情感联结在效益面前没有任何作用。冯翊并不能决定这些由他亲手照料、已经拥有感情的小猪的生死。体重与生长速度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每天，养殖员都会巡查圈里小猪的生长情况，被判定生长潜力过低的小猪会被处死，“把这头浪费一个乳头的小猪处死，其他猪喝的奶不就多了？”第一次摔猪是2022年，冯翊刚进养猪场的第二天，一头小猪得了关节炎，但治疗两周都未好转。同期进猪场的女生因为不忍而拒绝，但冯翊照做了。即使接过小猪时他的身体在发抖，但他是老板的儿子，也是不能袒露脆弱的男性。彼时冯翊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件事的分量，他只是觉得人生很失败，两年前他还坐在写字楼里，现在却在杀猪，对于这个职业他没有丝毫认同感。产房里每天都有小猪出生，这些小猪里有一半会被母猪压死，剩下一半的幸存者里，又会有一半的小猪会被淘汰。按照这个比例，冯翊基本上每个星期就要处死三十头小猪。“这些动物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商品。”在摔猪训练中，冯翊逐渐学会了用这样一套观念说服自己。这让他撑了下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自我说服。2025年7月，动物医学专业的李叶被分配到贵州一家养殖场实习。在这里，处死弱猪的方式是抱住它，然后狠狠往栏杆上砸。李叶不敢看，也不敢做，但小猪痛苦的叫声仍然会传进她的耳朵里。最后，没有完全死亡的弱猪会在麻袋里轻微扑腾，被拉到猪圈外，拿出来一排排摆好、用油性笔标号、拍照登记。李叶所在的养殖场同样践行着“长得太弱的小猪、生不了小猪的母猪”都要被淘汰的规则。但李叶发现，一些母猪的死亡常常与它们的生存环境相关联。有的是因为吃了发霉饲料，胃胀气而死；而在生产中死亡的，则多与瘫痪有关。瘫痪的背后，一方面是饲料长期缺钙导致的营养不良，另一方面也与它们有限的生存空间有关。自7个月大、性成熟后，母猪便被关进只有六十厘米左右宽、无法转身的限位栏，长期只能趴着或躺着，后肢慢慢变成“八字形”，导致瘫痪。而一旦在瘫痪状态下生产，母猪“几乎就废掉了”。养猪场的配种部门，母猪通常生活在狭小的单体栏中。受访者供图 李叶见过因此奄奄一息的母猪。她的主管曾申请购买安乐死药物，好让它少些痛苦，但老板不舍得，说“饿死就好”。两人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只能偷偷给母猪喂点水，直至两个星期后母猪死去。这位在养殖场工作了20年的主管告诉李叶，即使已经习惯了一些残酷的画面，“还是不能理解，老板为什么不可以花一点点钱去避免一些东西。”李叶也曾问过同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但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习以为常的样子。只有少数女性员工告诉她，一开始也不忍心，“但是你干这行的，你又得这么做。”在养殖场，平均一个人照顾几千头猪，工作量极大。而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人很容易失去耐心，常常将动物作为情绪发泄的工具。因为长期接触粪水，李叶的手指关节处全是裂开的小口。每次强迫猪移动时，瘦弱的她就得硬着头皮用力提，手和腰常常被拉伤，腿也被猪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她曾亲眼见到一头健康但有些倔强不肯动弹的猪，被失去耐心的同事用木棍、铁锹轮番击打，但这头猪硬生生活了下来，不过它得了肺部疾病，晚上李叶能听到它发出的沉重呼吸声。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其他集约化养殖场里。4月底，冯翊与朋友来到广东清远的一家养鸡场里进行动物福利考察，一只骨折的鸡在地上无法动弹。如果选择治疗，费用甚至会超出卖出鸡赚得的利润。如果无人处理，这只鸡的结局是在没吃没喝中死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鸡处死。”冯翊说。当着记者的面，他把这只鸡拎了起来，用力扭断了鸡的脖子，“这个时候人心越软，它越痛苦。”“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从业者每天在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一天要经历十几二十遍……但这个负担等于是加到了我的身上，也加到了一些从业者的身上。”冯翊边说边把鸡丢到地上。其他鸡围拢过来，对着死去的同伴啄了几下，飘起几根羽毛。冯翊在养鸡场里处置一只骨折的鸡。金晶 摄 集约化养殖场的选择处死小猪，不仅因为养殖场中有限的资源，还与整个集约化养殖场的运转方式有关。本质上，这是一个有着严格节奏、进行批次化生产管理的动物蛋白与脂肪的生产工厂。一头种猪的一生，大致要经历配种、分娩、育肥、屠宰几个流程。生活在限位栏里的母猪在配种部门被授精、怀孕，临近生产时被赶到空间稍大的产房分娩、哺乳。大约8周后，小猪断奶，母猪再次回到限位栏，等待下一次授精，如此循环。而合格的小猪们，则会被送往育肥部门，养到几百斤后，坐上卡车去往屠宰场。为了防止病毒交叉感染，集约化养殖场执行“全进全出”的管理模式，即同一批次的小猪一起进、一起出，不同猪舍的猪不能混养。这意味着时间节点是刚性的。出生8周后，所有的小猪必须离开产房，“不管是活着离开，还是死着离开。”因为猪圈数量有限，要立刻冲洗，否则下一批母猪就没有干净的猪舍分娩。体重不达标的小猪无法转入育肥部门，留在产房里继续喝奶又可能对新出生的小猪造成感染。处死，便成了唯一的选择。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同样被纳入这套严格的生物安全管控之中。集约化养殖场通常实行封闭式管理，两三个月才能轮休一次，进出均需先隔离2天3夜。员工每天进出猪圈都需洗澡，平均下来一天要洗四次，一些养殖场甚至要求员工上传挤了洗发露的头发照片以证明自己。这种集约化养殖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动物实验。当时，人们将大量动物圈养在狭小空间内，统一投喂饲料。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这种模式很快被美国养鸡业采用，并逐步推广到欧美的猪、牛、羊等经济动物养殖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政策扶持下，中国的集约化养殖开始起步。政府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支持建设饲料厂、引进国外种畜。地方政府也通过税收减免、优惠土地租赁费等手段，推动畜牧业及其配套产业发展。有研究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与中国畜牧业年鉴推算，1980年至2010年间，中国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中，猪肉增长了2倍，牛肉增长了13倍。2025年，全国猪牛羊禽肉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肉类占有量为72.3公斤，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平时，这套节奏严丝合缝，维持着养殖场的高效运转。但一旦疫病来袭，流转就会被迫中断。长期关注动物议题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政策专业博士秦季，将疫病视作对集约化养殖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我们经常说感谢农场动物，但是一旦有疫情发生，这些动物完全没有存活的余地，连治疗的基础设施也没有。”2020年冬天，大专毕业的胡松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经亲戚介绍进入了河北一家大型连锁养殖场工作，却没想到碰上猪瘟，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半年。刚来一个月，胡松所在的单元爆发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为了避免传染，怀孕的母猪无法转入产房，只能在限位栏里生产，许多小猪顺着栏后的黑色小洞掉进了粪坑。胡松打开粪坑盖，里面漂满了白花花的小猪，几乎无一幸免。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养殖场的残酷。疫病迅速扩散，产房也检测出猪瘟阳性。因为人手不够，胡松被调去帮忙，“噩梦开始了。”第一天，胡松被要求处死检测出猪瘟的大猪小猪。剩下健康的小猪，胡松精心照料了一个月，眼看逐渐长大，却又收到全部处死的通知，老板告诉他，“没有人会要这种猪，留下来也是浪费饲料。” 胡松很抗拒，“我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杀。”但身边人劝他，不杀就会死更多猪，他没有办法，只能咬着牙照做。胡松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刽子手。猪圈里几乎快没有下脚的地方，满地都是死猪。他也被隔离，搭了张简易床睡在潮湿的猪圈里。猪瘟期间，胡松睡在猪圈里。受访者供图 坚持了半年，胡松再也无法忍受，最终选择离开。生活中的他养着一只小猫，对动物有着本能的亲近。这几年，他一直活在懊悔之中，偶尔在社交媒体刷到与养殖场有关的内容，那段痛苦的记忆又会重新浮现。处置动物还有哪些更人道方式如果一定要处死动物，是否有更人道的方式？以安乐死为例，一位曾在养殖场工作十年、后来转行做兽医的员工估算，处死一头四百斤的母猪，成本至少需要100元。转行之后他才意识到，许多当年被自己处死的动物其实都可以救活，但治疗成本至少也要一两百元。因此，养殖场一般选择用氯化钾、消毒液等更便宜的药物替代。另外，安乐死除了药物成本，还包含专用器械费用与麻醉药物管理的人力成本。“把那头小猪从猪圈里拎出来摔死，可能5秒钟就够了，但安乐死可能要花两三分钟。”冯翊解释，这也是时间成本。目前动物保护领域推崇的人道处死方式是通过惰性气体快速、尽量无痛地使动物窒息死亡。冯翊曾向朋友询问麻醉气体的价格，对方告诉他，氩气价格是氮气的1.7倍，氦气“建议不要考虑，最近一天一个价”。一家气体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价氮气、氩气、氦气分别大约60元、70元、400元一立方米。但在猪肉价格持续下行的背景下，“200斤的猪肉也就能卖个一千块钱”，企业很难接受这笔额外开支。冯翊打消了这个念头。长期走访台湾养殖场与屠宰场的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副执行长陈玉敏也观察到，“养殖场更愿意把成本花在能养活卖钱的动物身上。”目前，冯翊所在的养猪场能做的是在厂内建立起零成本的规范，比如禁止暴力赶猪，鼓励员工互相监督，违者将会被严肃处理。成本之外，执行层面同样存在困境。养殖场里直接处理动物伤病和死亡的，大多并非专业兽医，而是缺乏系统训练的普通从业者。陈玉敏观察到，许多从业者不知道如何正确、快速地处死动物，导致动物没有完全死亡就被丢到外面，在痛苦中挣扎更长的时间。为此，她目前正在台湾推动养殖场严格上报处死动物的头数与处死方式，并呼吁配备专职的动物福利监测官进行监督，“但整体进展非常缓慢。”动物福利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是在2004年，《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提出“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动物福利”，但未涉及农场经济动物。直至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增加了一条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畜牧业生产改善畜牧繁育、饲养、运输条件和环境”，才更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动物的权益保护。2014年，中国首部农场动物福利标准《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出台，要求猪场设有弱、残、伤、病猪只特别护理区，保证猪能够自由转身。此后，肉牛、肉用羊、蛋鸡、肉鸡的相关标准陆续跟进。欧洲不少国家也逐步开始取消养殖场的限位栏。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动物保护法治研究所所长钱叶芳认为，这些规定整体上“还是很有限”。根据我国疫病控制中扑杀动物的福利标准，对染疫及疑似染疫动物应采取电击、气体或药物等方式处死，这意味着前述胡松所在养殖场在疫病暴发时的处置方式，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钱叶芳认为，从法理上说，如果染疫动物都要求人道扑杀，弱猪和非染疫动物同样不应以摔死等方式处置。但现实是，相关标准目前仍处于倡导阶段，没有强制力，难以监管。即便如此，已有一些养殖企业开始在体系内部主动寻找能够改善的空间。国内一家大型养殖场经理刘垒垒说，近年来他们开始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分会对接。协会依据《农场动物福利要求》团体标准到现场进行考察与资料审核，通过后的企业，将会得到由协会颁发的“福利养殖奖”。企业可将相关标志印在食品包装上，消费者也可在官网查询获奖企业，自主选择是否购买这类来自高动物福利养殖场的肉类产品。刘垒垒介绍，考察范围主要包括养殖、运输和屠宰三个环节，其中涉及诸多细节。以养鸡场为例：每日需保证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抓鸡的方式和时间要合理，避免造成惊吓；运抵后需静置，待鸡情绪平稳；屠宰过程中要设置挡板，不让鸡看到屠宰现场等等。但刘垒垒也坦承，这套机制目前仍不完善，质量体系、控制程序、备案等工作尚未建立，消费公信力也没有真正确立，“这还有大量的工作，不是单单一个标准能够完全支撑起来的事情。”此外，在招收员工时，刘垒垒会提前告知应聘者养殖场的环境和偶尔需要处死动物的要求，并有意识地招募夫妻工，让他们在高压环境中能够彼此照应。“不然会憋闷的，烦躁的话很多事情就做不了，养殖场里一切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在他看来，改善动物福利并非单纯的道德考量。减少从业者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能提高动物的健康水平和畜产品质量，对人和养殖场的运转来说，都更可持续。养殖场员工面临的道德困境出乎冯翊预料，当他把自己的观点分享到社交媒体时，却遭到两面夹击。肉类消费者指责他同情心泛滥，站在“道德制高点”；而动物权利者则认为动物和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冯翊不过是用这种方式维持使自己盈利的残酷剥削体系。台湾著名学者、《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作者钱永祥认为，很多问题无法得到终极解决，但至少可以被看到，并有所改善。吃肉的人究竟能不能谈动物福利，钱永祥认为是可以的。他坦承自己也并非素食主义者，也理解有些人没有办法不吃肉。但无论是支持哪一方，共同的观点是：对于动物产品，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建立共识。就在冯翊以为自己能够坦然接受这一切时，却在某天发现自己“病了”，他总是想吃东西。猪场是封闭式管理，点不了外卖，冯翊就用清水煮面条，再加点盐调味，吃到恶心才去工作，“保持自己长期处在一种‘撑’的状态。”在猪场封闭式待了两个月后，冯翊胖了十几斤。走出猪场，他觉得恍惚，连听到汽车鸣笛声都感到害怕。他以为是因为压力太大，但紧接着是长达三年、与猪有关的梦魇。直到2025年8月，冯翊浏览到一篇文章，才终于明白如何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确诊了PITS——施暴诱发型创伤应激障碍。2021年一项英国研究显示，长期直接接触畜禽养殖的一线从业者，抑郁与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普遍存在内疚、羞耻、恐惧、情绪低落等负面心理状态；其中养猪户抑郁风险最高，可能患病率达47%。不少相关研究还表明，此类心理压力还会引发失眠梦魇、酒精依赖等问题，并与从业者攻击性增强、犯罪行为上升存在显著关联。而在心理学上，相关研究认为，养殖场员工面临的是一种道德困境。当一个人的实际行为与道德理想行为相矛盾时，这种冲突会让人进入道德失调的状态。若这种冲突未得到解决或持续加剧，则会进一步变成道德困扰，最后发展为持续性的道德创伤。秦季认为，在养殖场，一个有同理心的员工，本来更有助于照顾好动物；但这份工作的性质，又恰恰要求他不断压抑这种同理心。为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撑下去，人往往需要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能够在工作中完成杀戮的自我，和一个在日常生活里还能正常存在的自我。但这种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损耗。在她看来，这从来都不是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李叶在养殖场照顾的小猪们。受访者供图在养殖场的六个月里，李叶甚至开始有些厌恶自己。白天在养殖场看见别人摔死小猪，晚上回去浏览到恶性社会新闻，躺在几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房顶上的蝙蝠叽叽喳喳，李叶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开始莫名其妙地犯恶心。“我也犯了不少错，我袖手旁观，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也是一种错。”李叶的脑袋里开始有两个小人在辩论，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总是吵得她睡不着。在学校，李叶上过一门叫动物福利法的课，老师告诉她，“我们可以让经济动物在死去前过得稍微幸福一些。”李叶抱着这样的期待来到养殖场，她和每天上班第一眼就能看见的那头母猪变得渐渐熟悉起来。李叶偶尔蹲在那头母猪旁边，给她看手机里宠物猪的幸福生活，“你看人家过得多好。”原本躺着的母猪，会站起来舔舔她的手，抬头看着她。（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冯翊、李叶、胡松、秦季为化名） 特约撰稿人 金晶 新京报记者 胡倩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利

张晗指出，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热忱欢迎台湾各界同胞跨海相聚，共叙情谊、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出发前办妥赴加签证，确保签证种类、有效期、停留时长等与本人出行目的、计划一致。通过加边境服务署(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或加驻华使领馆网站等途径了解边检、海关规定。如携带超过一万加元现金入出境，需向加海关申报。加对入境人员所携带物品检查严格，心存侥幸“闯关”可能被罚款、拒绝入境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如参加旅游团，请选择正规旅游服务供应商并签订合同，积极考虑购买国际旅行保险。

树立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勿因打卡、猎奇、跟风等原因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有禁令标识区域。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和财物，重要证件提前留存复印件和电子版备用，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额现金。提前将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尽量避免单人或夜间外出。建议及时通过“中国领事”微信小程序或下载“中国领事”APP进行“海外公民登记”。加已有感染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建议密切跟踪有关形势，加强个人防护。

加各地对持外国驾照开车的规定不一，建议提前了解目的地相关规定。如短期驾车旅游，应随身携带有效的中国驾照。建议在国内做好驾照英文或法文翻译公证书，否则可能被当地警方视为无照驾驶，面临罚款甚至拘留等后果。如需租车请选择正规租车商并仔细检查车况。避免超速、酒驾、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尽量避开拥挤路段或人员密集区域。自驾或乘车均应全程系好安全带。如遇司机疲劳驾驶、车速过快等，应及时主动提醒。

加电信网络诈骗较为猖獗。不法分子可通过技术手段篡改来电显示号码，冒充驻加使领馆、国内公检法机关等工作人员施骗，或通过社交软件以“优惠换汇”等为由骗取钱财。建议赴加中国公民了解各类常见诈骗手段及应对方式，不轻信未经核实的不明来电、短信、邮件、链接。树牢反诈防骗意识，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信息，不贸然转账汇款。

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请务必提高警惕，出行前充分了解目的地及途经地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注意保管好个人证件和财物，备好护照信息页、签证页、入境章页等复印件及电子版，留存亲属、使领馆等紧急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如遭遇抢劫绑架，务必以人身安全为首要考虑，待确保安全后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

墨西哥当地司机开车速度较快，请遵守交通规则，熟悉交通标识，切勿闯红灯或横穿马路。如需包车出游，请选择有资质服务公司并签订合同，出行期间时刻关注墨方司机安全驾驶情况并及时作出必要提醒。如计划自驾游出行，请务必注意选择信誉良好、提供全面保险的租车公司并签订正式租赁合同，驾车时请严格遵守当地交通规则，关注路线安全形势，避免误入风险区域。

打击是最好的防范。5月29日晚，在防城港市强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随着一声令下，广西“春雷”4号行动全面打响，全区14个设区市的公安、海关缉私、边管、海警等部门警力快速集结，陆海联合行动，多警种、跨区域协同作战，对一批前期侦查掌握的偷渡走私案件犯罪嫌疑人、偷渡走私历史案件未到案人员实施集中统一收网。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个一”工作部署和“人、货、岸”三字诀要求，扎实做好强边固防工作和打击涉边违法犯罪，今年以来，广西先后组织开展了“春雷”1—4号四轮专项行动，共立偷渡案件2420起、走私案件931起，查处偷渡组织人员698人、走私犯罪人员2674人，成功抓获黑名单入库人员总数的90%以上，涉边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取得明显实效。

持续构建的强边固防坚固防线，带来了沉甸甸的战果。经过持续高压严打，5月以来，全区立偷渡案件、查获走私犯罪人员环比实现“双下降”，涉边违法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控制。此外，广西坚持管控与服务并重，在压实强边固防工作责任的同时，持续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培优边境地区特色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的有机统一。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